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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论文

中法新闻媒体对新冠疫情的报道角度差异分析——以法国新闻媒体和

时间:2021-04-28 08:59 所属分类:经济论文 点击次数:

摘要 本文以平面媒体互联网媒体作为取样对象 原因:科技进步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全面和便捷,能提供比报纸和广播更加深入的报道,表述的信息更加详细。另外,互联网媒体与报纸,广播,电视等相比,更容易获取,传播速度更加快。但是,本文做的是中外


 

摘要

本文以平面媒体—互联网媒体作为取样对象
 
原因:科技进步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全面和便捷,能提供比报纸和广播更加深入的报道,表述的信息更加详细。另外,互联网媒体与报纸,广播,电视等相比,更容易获取,传播速度更加快。但是,本文做的是中外互联网新闻媒体的比较研究,众所周知,互联网新闻行业的快速发展,导致有很多不实信息的报道,在众多新闻事件中要筛选出真实,准确的信息,这对本文作者在资料收集方面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也幸运,中国新闻媒体行业在逐步完善,已经有一些比较权威,可信度高的官媒,其发布的新闻内容比较全面可靠,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为什么要以“新冠疫情新闻报道”为研究案例。
原因:这一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在 2020 年初,是继非典之后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发生的破坏性最强,传播性最快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样的危机事件能从多个角度检验新闻媒体的应急能力和综合素质。新闻媒体对这次灾难的报道基本上是近些年各新闻媒体的综合实力和专业水准的反映。
 
本文通过研究新冠疫情期间,中、法两国新闻媒体对同一新闻事件的不同角度的报道发现:新闻媒体是各国政府的喉舌,各国新闻媒体对某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侧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政治方向、文化、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价值体系。因此要全面、客观地看待这种现象,同时也要反思我国新闻媒体对新闻报道的缺陷和不足。

 

关键词:新冠疫情、新冠疫情新闻报道;主流媒体;中国新闻媒体;法国新闻媒体


Table des Matières
 
1、简介
2、新冠肺炎简介以及关于新闻类别
  2.1新冠肺炎产生后各国医疗卫生系统暴露出的问问难题
2.2灾难新闻与实时新闻
  2.3国际关系产生变化(以中、法两国为例)
3、中法两国主流新闻媒体对新冠疫情报道角度差异
  3.1主流新闻的筛选与比较
  3.2历年来中外新闻媒体对灾难新闻的态度比较
  3.3新冠疫情期间中、法主流新闻媒体对同一事件新闻报道的差异分析
4、报道角度产生差异的原因
  4.1两国国家性质和国情差异
  4.2国家利益
  4.3文化心理
  4.4媒体性质
  4.5媒体现状
5、给后疫情时代一些启示
  5.1新冠疫情产生的舆论影响
  5.2我国媒体面对国际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新闻报道水平的思考
  5.3普通民众在接收各类讯息时应保持的心态
6、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中法新闻媒体对新冠疫情的报道角度差异分析——以法国新闻媒体和中国新闻媒体为例
1、简介
   当社会面临危机,人类生存面临挑战时,新闻媒体有责任去传播信息、引导舆论。但是在如何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方面,各国主流媒体在实践上都有很大不同。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西方的新闻媒体在面临同一灾难时会
有不同的反应,但他们在面临不同性质的灾难时,也总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一国
媒体在国际灾难报道中的表现是媒体实力、性质、定位等诸多因素的集中体现。
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又隐藏着错综复杂的原因。本文就是试图从个案入手,以中法两国主流媒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为样本,研究,探寻中西方媒体在国际灾难报道中的异同,并追寻隐藏在中西方国际灾难报道背后的规律,分析这种异同背后的原因,以求为中国媒体在国际灾难报道方面的理论研究做出些许贡献,为中国媒体的国际灾难报道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
2、新冠肺炎简介以及关于新闻类别
  2.1新冠肺炎产生后各国医疗卫生系统暴露出问题
产生: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持续展开流感及相关疾病监测,发现多起病毒性肺炎病例,均诊断为病毒性肺炎/肺部感染。当地时间2020年1月30日晚,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世界卫生组织3月11日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以及构成一次全球性“大流行“。2020年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10月8日,中国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协议,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大流行,暴露出全球应对公共卫生挑战的三大短板。
第一,暴露出流行病学研究的短板。疫情在全球蔓延的预测和判断是目前理论研究上的短板,存在着诸多困难,例如对病毒传播力指数RO(基本传染数)的计算,还需要统计学研究的突破。不仅如此,“早、快、全面”的时效性也对流行病学研究提出了更高质量的要求。
第二,暴露出单学科(部门)治理的局限。疫情突破医学的范畴,涉及到公共卫生、社会管理等多方面内容,而限于对病毒认知和体制机制的问题,各国在抗疫的手段和效果方面差异巨大。
第三,暴露出健康领域中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的短板。2019年全球健康安全指数显示,全世界195个国家的卫生安全保障,从根本上说非常薄弱,没有一个国家完全准备好应对病原体传播和传染病大流行,各国预防、发现和应对这类重大疾病暴发的能力存在严重缺陷。
2.2灾难新闻与时事新闻
2.2.1什么是灾难新闻
(1)灾难性事件:大体可归为两类,自然醒灾难与社会性灾难。自然性灾难指来自自然界的、人类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者由于非人为因素而导致的重大事故或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雨雪灾害、沙尘暴等;社会性灾难事件是指由人为因素或各种社会矛盾而导致的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如战争、交通事故、空难等。
(2)灾难新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即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救援者与被救者、事实、科学因素和心理因素。由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不仅意识到在灾难面前生命的可贵,也越来越重视有关人道主义救援和人性关怀的灾难报道。
2.2.2时事新闻特性
(1)重要性:时事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国内外大事的报道,它所报道的事实,不是一般的事实,更不是“有闻必录”,而是全国、全世界的大事。时事新闻内容的重要性,决定了它所报道的国内外事件往往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并被历史学家作为历史事件而列入史册。
(2)紧迫性:时事新闻之所以称为时事新闻,是因为相比一般新闻而言,更加强调事实的重要性和时间的紧迫性,在时间上刻不容缓,、分秒必争,这是实时新闻内容所决定的。
(3)广泛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广泛的空间,所涉及的内容来自国内外;二是广泛的内容,内容所涉及的领域包含古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卫生保健、风俗民情等等各个方面;三是广泛的受众,时事新闻是人们普遍关心和感兴趣的新闻,加上各类传媒手段的传播,时刻牵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2.3国际关系产生变化(以中、法两国为例)
根据中国驻法大使馆的消息,近日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在使馆中举行了记者会,在现场回答了记者的一些问题,主要关于中法关系、中欧关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验等问题。
中法关系友好符合法国利益。卢大使评价当前的中法关系,他认为目前中国与法国之间的关系是世界大国关系中比较稳定的关系之一,两国一向传统友好。两国之间经济互补性很强,合作非常密切。在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时,两国关系也受到了国际局势的影响。美国一直向欧盟一些国家施压,对法国的一些舆论造成了影响,导致法国部分媒体的舆论对中国并不友好。
 
  3.3历年来中外新闻媒体对灾难新闻的态度比较
从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不仅伴随着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再到现代社会,不管是哪个历史阶段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灾难。新闻在民间传播的方式也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发展。从口口相传到记录成册再到新闻媒体。可以发现,我国媒体在灾难报道上历来有“正面报道为主”、“不重灾情重抗灾”的报道传统。尤其是在国际灾难事件的报道上,国内主流媒体往往会把灾难事件与政治挂钩,始终坚持低调、谨慎,自觉以国家利益为重,注重报道的宣传效果。而西方媒体历来热衷灾难报道,并把灾难报道作为展现媒体和记者实力的良机,极尽所能的现灾难。西方主流媒体历来以报道的客观、公正自居在国际灾难报道上也受各种利益的操控,但是它们总会想办法隐藏这些因素,在客观、公正和利益集团之间达成妥协。
 
3、中法两国主流新闻媒体对新冠疫情报道角度差异
4.1主流新闻媒体的筛选与比较
4.1.1主流新闻初定义
“主流”一词,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Noam Chomsky发表了一篇为 « 主流媒体何以成为主流 »(What Makes Mainstream Media Mainstream)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Noam Chomsky认为:主流媒体又叫“精英媒体”(Elite Media)或“议程设定媒体”。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经济实力雄厚的公司。由他们定义并设立新闻框架,除他们自身以外的其他支流媒体均按照他们给出的大框架内选择新闻内容。另外,“主流”媒体和“支流”媒体的受众也不同。前者的受众为社会特权和精英阶层,后者为普通民众。因此,产生的影响力也不一样。“主流”媒体不论是从社会地位、信誉、专业度等方面阈值都很高,如法国《世界报》(Le Monde)、《Le Figaro》(费加罗报)类似这样的媒体就属于主流媒体。
4.1.2国内主流新闻概念
放眼国内,关于“主流媒体”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和衡量标准。人们关于其概念十分模糊,大致是认为经常出现在大众视野的或者对舆论导向作用较大的可称之为“主流媒体”。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报告在系统调研、问卷调查和专题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判断主流媒体的六个方面标准,这六个标准涉及的内容分别是:媒体要具有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媒体的价值观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适应;媒体要有较强的公信力;媒体要时刻关注国内、外大事,记录历史发展;受众是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群;媒体要有较大的发行量、或高收听率、收视率、点击率。该课题组还依据这六个方面的标准,给出我国主流媒体中的一些例子,如: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为代表的中央级媒体;各省的党报、电视台和电台;新华网、人民网等大型新闻网站等。另外,一些晚报都市报类、经济类、娱乐休闲类、信息服务类媒体发行量较大或收听收视率较高,在某些地区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具有一定的品牌和影响力,可以看作是对主流媒体的某些功能的延展和补充。
4.1.3本文对主流新闻的定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先生,我国著名的传播学学者认为;“所谓大众化传媒指以受众数量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市场价值诉求的,即是以量取胜的传媒;而所谓主流传媒则是以吸聚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受众(主要指那些具有较高的决策话语权、知识话语权和消费话语权的社会成员)作为自己市场诉求的传媒,既是以质取胜的传媒。”与此同时,他还指出,“我国传媒业的大众化阶段是从九十年代初发轫,至九十年代中期以”都市报“现象的崛起为代表的。”
由此来看,喻国明先生是把“都市报”排除在“主流传媒”之外的。根据喻国明先生给出的“主流传媒 ”的定义,中国的媒体,例如《人民日报》、《文汇报》、中央电视台、各省级电视台等都可以算在中国的“主流传媒”之列。
本文比较认同喻国明先生的观点,并以他对“主流传媒”所作的定义和标准为参考。
4.2历年来中外新闻媒体对灾难新闻的态度比较
从报道比例看,中国新闻媒体有“抗灾不见灾”、“不重灾情重抗灾”;西方媒体虽也重点报道“抗灾、救灾”,但并没有忽视其他方面的报道,各类报道比例适中。中国新闻媒体在对灾难新闻报道时往往着重谱写一曲中国人民热情援助灾区同胞的凯歌,低调、谨慎地对待“灾情”报道,而西方媒体更多是记录一段人与灾难抗争的历史,浓墨重彩,极力渲染灾情,且中间会夹杂些许主观因素。
4.3新冠疫情期间中、法主流新闻媒体对同一事件新闻报道的差异分析
以《中国日报》和《le Figro》关于新冠疫情的报道为例
4.3.1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日报》和《Le Figaro》不同的报道走向
(一)从新冠疫情发生初期,《中国日报》就以事实为根据,向国内外对   中国国内新冠疫情的进展进行报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消息体裁是《中国日报》的重头戏。该报将近的报道都以消息体裁出现,包括简讯、动态新闻和综合新闻。该报将近的报道都以消息体裁出现,包括简讯、动态新闻和综合新闻。通过阅读发现,《中国日报》关于新冠肺炎的消息大多是篇幅短小、一般只提供事实、满足于“是什么”的报道。并且,该报的短消息比例过重,不能满足受众深层次的信息需求。另外,消息注重用事实说话,一般不提倡记者直接抒情或议论,尽可能减少主观色彩。《中国日报》的报道多以消息形式出现,容易给读者以“只报事实,不表观点”的印象。
(二)继21日《费加罗报》发表诋毁武汉P4实验室的管理制度和科研行为的准则后,于24日又在其调查报道中指责“中国未在疫情爆发后说实话,隐瞒病毒起源、规模及数据”。而该报道根本没有事实根据。中国外交部及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已经多次就有关歪曲报道做出过说明。
        在《费加罗报》24日发表的所谓调查报导中,称:“中国在新冠病毒的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的规模和疫情造成死亡人数”这三点上都没有讲实话。报道宣称,中国存在太多“灰色地带“,才导致全球追责声浪四起。为证明”中国说假话”,该媒体还发表了一篇社论,宣称“中国70年来一直爱撒谎”。
        在病毒起源问题上,报道再次将矛头指向“中国实验室”,声称武汉P4实验室在建设过程中存在透明度问题,并表示距离华南海鲜批发市场300米不到,就有一个P2等级的武汉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报道还以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不售卖蝙蝠,该地区民众也没有食用蝙蝠的习惯来佐证自己所谓的观点。
        此外,报道还质疑中国瞒报疫情感染和死亡数据。而理由仅仅是因为“和欧洲数据比,中国疫情官方数字低的离谱”。报道称,法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死亡率比中国高出90倍,实在不合理。报道还宣称,中国在2月17日将武汉死亡数据上调50%是因为遭到了“瞒报质疑”。
4.3.2对同一新闻事件的不同报道角度
    4.3.2.1新冠肺炎疫情溯源
关于新冠肺炎溯源问题,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而严肃的科学问题,应由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国一直积极参与病毒溯源和传播途径全球科学研究,加强与各国的合作。
    4.3.2.2两报报道
《中国日报》:“中方始终坚持各国科学家开展病毒源头和传播途径的全球性研究,参与共提了世卫大会涉新冠肺炎决议,支持世卫组织主导下各成员国就病毒动物源头研究开展合作。中方在国内疫情防控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情况下,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展溯源研究。2021年1月14日至2月10日,中国专家和来自世卫组织及10个国家的国际专家共同组成联合专家组,在武汉开展了为期28天的联合研究。中方为专家组在武汉的顺利工作提供了必要协助,充分体现了中方开放、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Le Figaro》:记者Vincent Bordenave《病毒在官方通报前可能已数次流出中国》一文中,标题和结论完全是有罪推定和刻意误导读者。文中最后部分表述:“新冠病毒是否早在2019年10月武汉军运会期间就已在中国传播?数位法国运动员回忆当时出现过类似流感的症状,但无证据证明这与新冠肺炎疫情存在联系。根据美国CNN披露的中国官方文件,湖北省感染流感人数在几周后出现异于常年的骤增,达到2018年同期流感人数的20.59倍。这会不会就是尚未被发现的新冠病例?武汉机场年旅客吞吐量高达2450万人次,国际航班可达纽约、伦敦、东京、罗马、巴黎、悉尼等城市。不难想象病毒是如何在官方通报前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4.3.2.3两报报道差异
(一)报道依据:《中国日报》以调查为手段,以事实为根据。先验证后报道。
               《Le Figaro》片面利用负面舆论,不实地调查,虚构撰写报道。
(二)报道形式:《中国日报》解释性新闻、通讯、时事评论
               《Le Figaro》纯新闻、社论、专栏评论、特写
(三)新闻来源:《中国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记者、科研医疗成员、投稿作者
               《Le Figaro》《Le Figaro》署名记者、社论委员会、专栏时评作家、其他
(四)报道时效:《中国日报》经调查后第一时间在各大平台发布新闻消息,速度快、传播面广
               《Le Figaro》紧跟中国舆论导向就某个角度撰写文章,并邀请相应的社评人员进行评论,同时还会采访普通民众。整合报道相对较慢,但舆论影响力度较强
(五)报道内容及角度:《中国日报》灾情报道、信息传达(灾难本身、调查结果、相关防疫知识)               中国领导人及政府的反应、中国社会各界反应、世卫组织的反应
                     《Le Figaro》灾情报道、信息传达(死伤人数、灾民状况、引用其他媒体报道)
                                 法国领导人及政府反应、中国反应(政府、国民、医疗人员)、世界各国各界的反应(各国捐赠、国民行动)
                                 对法国本国应对疫情的思考(利弊衡量)、外界对法国行动的关注和评价
 
4、报道角度产生差异的原因
5.1两国国家性质和国情差异
中国的国家性质即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法国实行多党制的议会共和政体,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欧洲四大经济体之一。
5.2国家利益
《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张亮认为,“国际新闻报道工作应当立足于‘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也必须从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责任感出发,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国际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国际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都紧密相关,也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因此,国家利益在中法两国关于国际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5.3文化心理
文化环境对新闻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任何的新闻传播活动都暗含着其文化环境的缩影。传播者和接收者都是特定文化环境下文化的承载者,都收固定的文化信息的影响来看见事物以及认识事物。中国人自古以来崇尚和谐,“天人合一”,而西方的世界观是崇尚“天人分裂”。中国人的思想更注重于人类本身对大自然的占有和享受,而西方思想则是大自然和人体的对立,更加突出人。中西方自古以来的文化差异也分别都在灾难报道中呈现出来。“中国记者以一种处理悲剧性事件的传统思维,即习惯于反映灾难中人的精神,用人的‘战天斗地‘去消解事件的悲,现实由事件的悲向精神上的乐转换。 ”“西方记者注重及其仔细地描摹事实,强调行动,轰轰烈烈的行动,这行动带着冲动的强力和力感,也带着感情浓烈的宣泄以及宣泄后的毁灭感。”由此得出,中法主流媒体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主题和角度有极大的区别。
另外,法国文化以追求民主、自由为基本特征;关于社会舆论也没有固定的传统和制度约束。所以,当面临国际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时,不同类型的媒体可以表达不同的观念和看法。而中国文化强调集体荣誉和利益,并不允许个体脱离群体大方向。这也决定了中国媒体在面对国际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时完全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以国家新闻媒体风向标竿“新华社”为准
5.4媒体性质
(一) 中国的媒体性质
中国的新闻媒体一直以来都是“党的媒体”,中国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新闻观念和价值取向上,新闻媒体要执行党报理论;第二,在管理体制上,新闻媒体要接受党的调控和管辖。
要研究我国媒体在共公共卫生事件新闻上的价值取向,1948年10月10日华北人民日报的一篇新闻《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各种灾难》,该报道主要由三部分内容:各区灾情;受灾原因;救灾成绩与经验。该报道发表后不久,10月13日中宣部就发表了对人民日报这篇报道错误的指示,指示内容为“应当着重从积极的方面宣传战胜灾荒的巨大成绩,指出好的经验教训,同受批评救灾中的缺点,以便鼓舞干部和人民继续努力,但是这篇新闻却没有或很少有这种鼓舞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确实我们报纸上一切宣传和一切批评和自我批评所必须具有的,忽视积极的鼓舞乃是我们宣传工作不许可的客观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又给各地新闻机关发出了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重申了1948年指示的精神,要求新闻媒体站在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力量。”稳定压倒一切“、”团结稳定鼓劲“、”帮忙不添乱“成为新闻媒体灾难报道的指导原则和价值取向。我国的新闻媒体一度对灾难变得敏感而谨慎,在灾难报道上形成了”不重灾轻重抗灾“的报道模式。
如今,随着我国民主和法治化进程在不断加快的过程中,新闻管理部门对灾难报道的控制在逐渐宽松,也陆续颁布了一些相对开明的新闻政策,灾难报道象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些政策都是在时事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变化的,特别是在一些社会灾难和重大国际性灾难面前,新闻主管部门通常会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对新闻信息进行限制和封锁。此外,我国严格的新闻送审制度也在影响着关于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发展。新闻具有时效性,而对于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新闻事件来说,时效性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当今新闻主管部门和媒体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当灾难事件发生时,媒体的稿件还是要经过严格的送审批准后才能发布,影响到了信息的时效性。
(二) 法国媒体性质
法国媒体大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必须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规律来运营。此外,其媒体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文化传播、环境监督、社会调节、娱乐共享等),还参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组织的构成以及社会经济的运营。因此,法国媒体的性质定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受众群社会功能。
法国媒体重视对灾难、负面新闻的报道,往往快速、准确且深入。不会对负面、悲剧、残忍的因素进行淡化或者刻意隐瞒,而是对灾难细节进行详细的表述和刻画,以此来刺激民众的感官,满足好奇心理,从而提高收视率,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润。
法国媒体一直以新闻“自由“、”客观“、”公正“、为主打,并且会充分利用相应的法律条款来保护自己新闻的独立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法国,新闻产业和其他行业的公司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可以与社会上各行各业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以达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由此也可以得出,新闻行业与社会其他行业建立起不可剥离,不可独立的关系后,就很难达到其宣扬的“公正”和 “客观”。其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牵扯到政府利益时,特别是国际性公共卫生灾难事件面前,法国媒体会受政治因素的干预,与政府或党派达成协议。
5.5媒体现状
总的来说,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和法国新闻媒体的发展水平相比较,明显存在差距。但是时代的潮流显示,新闻媒体的集团化已经在慢慢发展了。媒介集团是企业集团的一种具体形式,其经济功能和实力也雄厚。当前,法国的传媒集体已经高度集中化了,加上现代化融资手段和兼并模式,已经产生了较大规模的集团,新闻制作和经营能力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我国,媒介集团才刚刚起步,我国已经组建的传媒集团还限于单一性质媒介的范围内,仅仅是报纸行业、出版社、广播电视之间的联合。
  在面对国际性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法国的媒体集团规模十分完善和庞大,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以及资金支持调遣,也有足够的新闻平台和版面可以利用。因此,他们有能力把新闻的影响力扩至最大。但是中国的媒体集团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方面能力还不足。
 
美国新闻学教授比尔 博尼博士曾说 :“对新闻媒体来说,最有市场价值的是交通失事、水灾、火灾、地震、谋杀、战争、行业纠纷以及死亡和伤害。”其中,灾难新闻几乎包含了所有新闻价值的要素:突发性、显著性、异常性、接近性、重要性和人道主义等。因此,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前,新闻媒体的反应和报道表现将会是新闻理念和运作特性的集中体现。著名实证传播学者祝建华博士认为,对于常态的东西赋予研究价值要比围绕反常态的东西更有研究意义,新闻媒体按照惯例来说,每一个动向都值得被关注。因此,本文对“新冠肺炎”这一突发性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新闻的研究,主要不是因为新闻事件本身的“异常性”,而是由于存在这一“异常性”事件之后,新闻媒体对此的反应和举措刚好体现了其“常态性”的特点。
  因此,《中国日报》、《费加罗报》在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所体现出来的特点是两报国际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特点的缩影,充分体现了惯用的新闻理念和运作特点。《中国日报》、《费加罗报》分别是中国和法国的主流新闻媒体,两报在国际公共卫生事件报道方面的特点也是中国和法国关于国际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特点的代表。通过本文此前的分析已经呈现出了在此方面的一些特点。由此,本章来解析产生这些特点的成因。
  中法两国主流媒体在国际性公共卫生危机报道上的特点和反差,是中法两国媒介环境反差的一个折射。媒介环境也可以借用生态学中的概念,称之为“媒介生态”。所谓生态,常指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存发展的系统之中,各种因素相互关联制约所达到的相对的平衡解构。我们可以将“媒介生态”理解为:某一特定时期,媒介各要素之间、媒介与媒介之间以及媒介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又相互制约而形成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由此,我们得出,媒介生态包括许多因素,例如媒介自身、各类不同媒介之间、政治环境、经济基础以及文化水平等。本文主要从媒介性质、国家利益、文化心理和媒体现状四个方面来分析总结中法两国主流新闻媒体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产生差异背后的原因。
5、给本国新闻行业的一些建议
6.1新冠疫情产生的舆论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建国以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战役。由于公众居家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公众更加依赖互联网获取信息和表达观点,其网络舆情热度、烈度、敏感度和扩散度都远远超过以往。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几名医生分别在微信群发出“预警”后,新冠肺炎疫情舆情开始形成,次日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休市整治,财新、新京报、澎湃新闻等媒体跟进报道休市及疫情相关新闻,公众很快就联想起2003年爆发的“非典”,舆情形成一次小高峰,后因武汉卫健委发布通告,称“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公众的焦虑和恐怖逐步消退,舆情走势回落。1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首次证实了新冠肺炎能够人传人,此消息立刻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形成又一次舆情高峰。1月23日凌晨2点左右,武汉官方宣布封城。疫区以及周边公众担忧疫病传播对日常生活、自身生命健康的威胁,其他地区公众也高度关注疫情扩散,大量信息很快就在网络空间集聚,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一夜之间网络空间都是疫情相关信息。
随着集中出现大规模的确诊和死亡病例,经由不同媒体密集报道、转载,期间再经各类谣言的添油加醋,“死亡”“高烧”“易传染”“难救治”等负面信息铺天盖地而来。与此同时,疫区医院患者打医生、黄冈卫健委主任对疫情一问三不知、湖北省红十字会及武汉慈善总会接收捐赠物资使用情况等也曝光出来。这些与疫情密切相关的舆情信息叠加发酵后,不断挑动公众敏感的神经,更加强化了公众的恐慌和急切关注,最终形成了居高不下的重度网络舆情。尤其是各地封城之后,民众对外交流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在互联网上,公众焦虑、恐慌之后的不满情绪在网络上蔓延在所难免,某类信息往往可以在一天或半天之内达到舆情峰值。
 
随着政府相关部门、权威媒体、自媒体以及网民都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资源,从各个渠道参与事件的讨论,表达观点和反应诉求,相关信息传播的速度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大大加快,不断推动网络舆情的迅速发展。在时间维度上,此次事件舆情呈现多峰型的走势特征,其舆情反复性尤为突出,呈现潜伏期→形成期→发展期→高峰期→循环反复期→消散期的演进方式。这主要是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进入高涨期后,由于报道和解读中未能完全洞悉事件,新的舆情因素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发现、挖掘,同时由于涉及议题非常广泛,热点问题讨论转向迅速,导致次生舆情迭代速度较快。在空间维度上,网络舆情不断向外扩张,地域特征逐步模糊,地方舆情全国化、国内舆情全球化趋势明显,比如,“黄冈卫健委唐某一问三不知”在平时极可能只是湖北省内的舆情,很快就引发全国的关注和讨论。
 
6.2我国媒体面对国际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时新闻报道水平的思考
6.2.1必要性
第一、在2003年 ‘非典‘之后,我们国家对新闻传播的认识和舆论引导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我国新闻媒体对灾难性新闻的报道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依然没有质的飞跃。我国新闻媒体的反应速度和对新闻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以及报道的角度都缺乏考究,还需要再不断进步和提升,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积极适应移动互联网趋势,更加重视采用新媒体手段开展思想宣传和舆论引导,但由于依然延续传统媒体宣传和引导的方式,加上政府部门和公众之间立场和关注点的差异,使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主流新媒体构成的官方“舆论场”和自媒体构成的民间“舆论场”之间存在较大隔阂,集中体现在官方“舆论场”关注点在于疫情防控大局和社会宏观层面,对于公众个体感受和情绪关注不足,而民间“舆论场”往往对政府舆情回应、政府信息披露提出质疑和不信任。
第二、西方媒体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在一些国际性灾难事件上,各大媒体巨头已迅速的反应垄断了新闻来源。他们可以决定什么是新闻,应该报道什么,掌握了新闻的话语权。而中国媒体在报道重大国际性问题时,主要为三个步骤:第一,派遣记者实地采访;第二,转载通讯社和其它国家媒体的消息;第三,编译国外媒体发布的新闻。但往往因为时间、地点和新闻媒体的差异,国内媒体通常采用后两个步骤。由此也促使国内媒体成为国外媒体的“传话人”。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认为“重视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报导,在重大事件中发出华人的声音,可以说是我们立足世界媒体之林的首要一环。”不仅仅是我国媒体要立足世界媒体之林,更重要的是中国要立足于世界强国之列。
6.2.2如何提高
      最近几年,国际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时有发生,每一次都牵动着人们的心,但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国内的一些新闻媒体正在慢慢提高国际视野。尽管在新闻观念和业绩上还不太完善,但是也在慢慢地摸索前进。
      我国媒体首先要在新闻观念上具备国际视野,要把奔赴灾难所在地当成新闻记者的职责,而不是只做表面功夫,必须要做到言行一致。
      其次,报道灾难新闻的业务水平。在现有的条件和基础上,我国媒体在追求时效性的同时,也必须要保障质量,在坚持事实的情况下,再对报道技巧和报道角度进行斟酌,并适当注入人文关怀。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时效性是灾难新闻的生命,追求时效性对媒体来讲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媒体一味地追求时效性、或者追求“首发”新闻而轻视报道质量的话,时效性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第二、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各层次媒体并存的时代,各媒体要“知己知彼”、“互相合作”、“互为补充”。例如,报纸在新闻的即时性上与网络完全不能匹敌。灾难发生时,多数受众会在网上及时获得动态消息。如果报纸对灾难的报道还仅限于短消息的话,会与网络新闻严重重复,既浪费了资源又失去了受众。各类媒介就应该发挥各自特长,从不同角度深度解释新闻,相互补充。
第三、说到人文关怀,我国的媒体一直都在提倡,但是真正做好并非易事。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把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中心的价值取向。对于新闻媒体来讲,倾注人文关怀就要以“受众”为中心,以新闻中的“人”为重点。在国际灾难新闻的报道中,倾注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对灾难中人的关注、对灾民亲属的报道和对受众需求的思考。媒体要以平民的视角去关注灾难中的人,展现媒体人性化的-面;要带着感同身受的情怀去关注灾民亲属;要从受众的需求和心理承受能力来裁定对灾难的报道角度和尺度。
6.3普通民众在接收各类讯息时应保持的心态
网络空间作为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和运用的产物,面向所有人开放,为所有人提供服务,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特别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公众随时随地都可以发布信息,现实社会中的关系及其问题借助信息化的方式都投射到网络场域中来,网络空间始终充斥着海量的信息。一旦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能够很快形成汹涌舆情。但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开放性、匿名性、交互性和去中心化等特性,使得网络治理失范现象普遍存在,一些自媒体和网民出于某种动机和目的,大量传播耸人听闻的内容,转载谣言和虚假信息,这些内容掺杂在一起很容易混淆视听,影响公众的判断和情绪,推动网络舆情的发展。
因此,普通民众在接受各类信息时必须坚持:第一,立场要正确。立场犹如看风景的角度,所处位置的不同,看到的结果自然有区别。对于接触到的网络信息,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正确看待。第二,保持理性认知。当看到一些群体性事件信息和一些社会热点事件时,我们理应做到谨慎对待。不能仅凭一知半解,仅凭个人喜好就发表一些过激的言论。切忌网络跟风,避免被一些别有居心的人所利用。自己需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每接触到一条网络信息,首先就要在内心问问自己,这信息是否真实?产生的原因?对自身有什么借鉴?目前,网络监管还不是很完善,这就要靠网民自己提升自我网络素质,承担起网络责任,做一名拥有网络道德的网民。
6、结语
新闻媒体是一个国家历史的见证和记载,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发展水平。国家新闻媒体对国际性灾难新闻事件的报道是一个国家与世界交流的重要窗口。尽管现阶段我国新闻媒体还面临着各种缺陷和不足,但是,我始终认为我国新闻媒体行业将朝着更完备的方向前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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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陈毅,《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特点及治理启示》,廉政文化研究所,2020
 
 
 
   
论文完稿之际,内心百感交集。学海无涯,四年本科生涯却即将落幕,却突现三千往事,感慨万千。忘不了图书馆开到深夜的灯,和春晖湖畔的朗朗书声,当年不以为然,总觉来日方长,还是年少,殊不知人生是减法。始于2017金秋,终于2021盛夏,逐梦湖工,终要离别。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向华。温文如玉,性行淑俊,足以仁厚著称从论文开头到逐渐有方向至成文,向老师始终耐心指导我,给了我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进一步提升了我的专业视野。本科生涯所遇各师,虽风格有异,咸有梅兰松柏之风也。遇诸位恩师,何其难得。然而人生浮萍,终无不散之席,愿各位老师桃李万千、岁月静好、顺颂文祺。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离家四年求学,给父母增添了许多牵挂。感谢父母二十多年的悉心培育和教诲,在我求学时的无私奉献与默默支持。若无双亲,无以至日。
  山水一程,三生有幸。感谢我读本科时候的朋友——万昕、罗文,以及三个好室友——何苗、向虹、刘婷婷。感谢你们陪我度过这四年大学生活,陪我熬过很多艰难时期,任何时候都坚定的站在我身后。临别之际,衷心祝大家万事顺遂,前程似锦。
 
                                                 2021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