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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文

刘震云笔下的女性形象研究

时间:2021-05-02 23:16 所属分类:文学论文 点击次数:

刘震云笔下的女性形象研究 《我不是潘金莲》 摘要:研读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通过分析研究小说女主人公李雪莲这一女性人物形象,为向社会证明假离婚和我不是潘金莲以正名誉,在二十余年间的执着上访寻求真相和说法的故事,隐射出底层女性人物角色在

刘震云笔下的女性形象研究
——《我不是潘金莲》
摘要:研读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通过分析研究小说女主人公李雪莲这一女性人物形象,为向社会证明假离婚和“我不是潘金莲”以正名誉,在二十余年间的执着上访寻求真相和说法的故事,隐射出底层女性人物角色在夫权、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下,渴望寻求尊重、理解和话语权的坚持,体现出执拗、倔强、挣扎和无奈的女性形象。作者从女性内部精神、女性视角来透视外部的社会现实,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下女性对平等、尊重、话语权的渴求却成了一场荒诞不经的笑话和闹剧。体现作者对农村底层女性群体的面临社会现象引发的问题关注与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刘震云;女性形象;我不是潘金莲
 
 
 
 
 
 
 
 
 
 
绪论:《我不是潘金莲》是刘震云于201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女主人公李雪莲为了生二胎与丈夫秦玉河办假离婚, 秦玉河以此为契机,假戏真做,与县城开发廊的小米结了婚。李雪莲憋屈不已,为求说法要打官司,证明离婚是假的,但离婚证是真的,离婚程序也是真的,官司败诉。只能上诉,但各级官员只顾做官的私欲,把她当作麻烦,把她认为事关生命大事的诉求置于脑后,采取简单粗暴方式来对待这个上访者。官司没打赢,上访被关了一个星期,李雪莲心灰意冷,最后只想向秦玉河讨要一句离婚是假的真话就开始重新生活,但恼羞成怒的丈夫却给她扣上了潘金莲的帽子。李雪莲感情、心灵、名誉和对未来的希望受到了双重扼杀,再次走上了上访的道路。小说隐射出各级官员在其职未谋其政,不从群众的角度解决问题,不去了解群众的诉求,以片面化、自以为是的办法去解决群众问题,导致出现了“蚂蚁变大象、芝麻成西瓜”的干群关系问题。同时也引发了深思,在夫权、男性主导的社会下,女性渴求获得尊重、理解和话语权应该如何去实现,在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后应该如何去反抗和挣扎。
一、李雪莲的人物形象
(一)世故中透着善良和精明。前期的李雪莲普通农村大众女性的缩影。未离婚前是夫权从属品,作为家中女性角色事事为家庭着想,李雪莲认为她和秦玉河是一家人,一个家庭。为保住秦玉河的化肥厂职工的位置,又想多为秦玉河生个孩子,自己想出了假离婚的主意,为家庭考虑为秦玉河考虑,就是没为她自个儿考虑,最后秦玉河喜新厌旧、假戏真做,李雪莲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主动权、话语权、公布真相的权力一样也没占,李雪莲心中悲愤、憋屈不已,气得想杀人,为了讨要说法、证明结婚是假,还自己公道,只能打官司。敢于向社会的不公平反抗,假离婚被秦玉河假戏真做后,李雪莲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杀人,她想马上杀了秦玉河,遇事不怕事也体现出了她性格坚毅人物形象。同时她也是善良的,弟弟李英勇结婚时给了2万元,表弟乐小义寄宿在自己家被欺负时出手帮助,请屠户老胡帮忙杀人和到北京上访时得到同学赵大头的帮助也想着还清人情。世故中显露精明,为了打官司提香油、老母鸡拜访法官王公道,败诉后又提了两只老母鸡和一包袱棉花去县法院专职委员董宪法家诉说冤情。作者塑造了一个底层农村妇女对法律一知半解的法盲形象,同时也隐射社会法治和人情之间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李雪莲初次到王公道家首先就是把双方的亲戚关系理了一遍。李雪莲:"马家庄马大脸是你表舅吧?" 王公道搔着头想了想,点点头 。李雪莲:"马大脸他老婆娘家是崔家店的你知道吧?"王公道点点头。李雪莲:"马大脸他老婆的妹妹嫁到了胡家湾你知道吧?"王公道搔着头想了想,摇摇头。李雪莲:“我姨家一个表妹,嫁给了马大脸他老婆她妹妹婆家的叔伯侄子,论起来咱们是亲戚。”【1】 从文章开篇对话中,办事要送礼、要攀关系,是李雪莲对社会法则的认知。她还是精明的,前期屡次上访失败并总结失败的经验,直接去找法院院长荀正义、在清晨拦住县长史为民的车、在市政府门口头顶"冤"字,静坐三天,请求市长蔡富邦做主,却被关了一个星期。出来后她思考自己也才29岁,打算妥协了不告了,开始新生活了,只求前夫秦玉河的一句离婚为假的真话,不成因为婚后的坦诚成为前夫拿捏的把柄,并当众因为李雪莲结婚时不是处女而污蔑李雪莲是潘金莲。她心如死灰,走上了北京告状的路,为寻求自我心中的真相,为了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对生活的希望,在为官不为和阻碍她的社会权力机制面前没有畏惧不前,而是在打官司和告状的过程中与之斗智斗勇, 积极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和人格权。2】
(二)执拗、倔强透着对新生活的期待。一个女人坚持上访告状二十年,这份坚持和执着是异类也是少数,却凸显了一个女性敢于男权社会不公命运的反抗的人物特征,李雪莲的丈夫秦玉河觉得她贞操有问题,是潘金莲,李雪莲就是要证明:我不是潘金莲。在中国,潘金莲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淫荡、狠毒的典型。李雪莲也恰在潘金莲这样的矛盾头衔下,极力挽回自己的形象,凸显出这一乡村女性人物在男权社会下的执拗与倔强,3】她也以男性的视觉认为潘金莲是耻辱是不洁是狠毒的象征,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或者搭上一生她也要洗刷这个屈辱。
小说中两次写李雪莲其实并非是冥顽不灵的,她两次对新生活燃起希望,两次都被男权下的社会扼杀了希望。第一次是她的前夫秦玉河,在官司败诉的情况下,她只要秦玉河承认离婚是假,就不再追究,过去受过的委屈也不再提起,李雪莲无法将真相证明给别人,只求证明给自己看,既是为了了结过去,也是为了开辟未来,打算开始找新的丈夫等找到新的丈夫,带着女儿,踏踏实实过新的日子,开辟未来。但秦玉河却说"嫁我的时候,你是个处女吗? 新婚那天晚上,你都承认,你跟人睡过觉" 接着又补了一句:"你是李雪莲吗,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并未给她一句能安抚心灵的真相话,还指责她婚前非处女,跟潘金莲无异于同类,一句话诽谤的话让李雪莲丧失了嫁人和开启新生活的希望,只感到五雷轰顶、天旋地转,再次踏上了告状的路。3】第二次是同学赵大头,李雪莲原本想通透了,听牛的话不想再上访了,但是院长王公道、县长郑重、市长马文彬都不信任她,因为她坚持了二十年,突然不告了,可信度很低。郑重要求她签保证书,马文彬要深挖她不再告状的原因,把李雪莲逼烦了,她觉得还是要上访,因为这个又牵扯到一个信任问题,当官的都把她往坏处想。她还是要告状,县、市全部炸开了锅,李雪莲在上访上已经是修炼成精的“白娘子”,又在召开人代会的关键时期。一招不慎,因小失大,官位不保。利益连天千丝万缕,法院专职委员贾聪明就出了馊主意,让赵大头去勾搭李雪莲并与其结婚,自己帮助赵大头解决他儿子临时工的问题。在赵大头的一番劝说下,李雪莲与其爬山,吃小吃,给赵大头买新毛衣,她又再一次对新生活燃起了希望决定不告状了,跟赵大头结婚。当她后来发现,自己认为真情实感是一场机关算尽的利益交换时,悲愤难忍,夺门而去。就算时病重也要告到北京去,却因前夫秦玉河突然去世成了无根之案,无根之案,不能再告,她悲痛昏厥,告了一辈子的状,也就把一辈子搭进去了。李雪莲遇事不能忍的性格注定她成为一个孤独的探道者,成为对自身意识不自知的反抗的殉道者。【4】女性的救赎从来都不是来源于她人,她两次把救赎的希望放在男人身上,都被推入绝境,直到最后一次她才明白,人生只有自己能把救赎自己,内心放过自己,一切也就成了云烟,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三)反抗的软弱性
李雪莲对前夫秦玉河施加在自己身上不公的命运奋起反抗,但是在自我认知上还是不可避免的以男性的视角为标准来定义女性、定义自己。她也认为男人眼中物化出时潘金莲成为荡妇、坏女人的符号,是人们鞭挞的对象,熟不知潘金莲也是女性群体的受害者,体现了她也以男人对社会的观念来约束自己。在她告状寻求老胡帮助无果后,她只选择向秦玉河要个说法就此偃旗息鼓,不再计较,明明是受害者自己也甘受委屈。在去北京告状回来之后,她对社会人情与法律失望之后,转而又向宗教求助,并把现实中自己行动的结果归因于宗教的帮助,忽视了自己的努力。另外,在证明假离婚与“我不是潘金莲”的整个过程中,李雪莲只为了“把这事说清楚”,话语权对她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自证清白,并获得他人的理解。3】李雪莲骨子里受传统文化与地域民间文化的影响较深,在20年间告状无果后,她选择相信牛的话不再告状,而不是来源于自我内心真正的放下。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李雪莲反抗的软弱性。
(四)意识的觉醒。
李雪莲意识的觉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原始阶段本能的觉醒,李雪莲在夫权、 男权以及社会权力机制的压迫下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秦玉河、老胡、赵大头是男权文化中心意识形态的产物。秦玉河假戏真做并矢口否认假离婚的存在,还当着众人面称呼李雪莲为“潘金莲”。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女性应遵循夫为妻纲、三从四德、贞节观念等,而潘金莲风流放荡且心狠手辣,她已经被贴上标签。在被丈夫扣以潘金莲的帽子时,李雪莲没有忍气吞声,而是勇敢地站出来说“我不是潘金莲”,并决心将反抗进行到底———去北京上访。老胡和赵大头拿李雪莲身体作为满足自己私欲的交易物,终被李雪莲识破。二是清醒的自我意识觉醒,在自己的利益遭到侵犯时未得到真相的说法时,李雪莲没有听之任之,而是继续上访。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富邦、郑重、马文彬、贾聪明等是李雪莲在公共生存空间遇到的代表人物。各级官员在面对李雪莲的案件时,为了自身利益讨好上级、争权夺利、为官不为。3】李雪莲并没有畏惧强权,甘于判决结果,从前期的对各级官员的讨好到后期的斗智斗勇都体现了她女性意识的觉醒。小说中还有两次李雪莲“拜菩萨”的场景描写,李雪莲已经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与男性的不同,她的女性主体意识处于“从类走向个人”的过程中,这是女性自我意识的飞跃,标志着她有了清醒的个人意识。但农业文明的相对滞后使得李雪莲们没有经济的保证,没有独立社会身份与地位,也没有明确的话语权, 其反抗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不完整性与不坚定性。三是自我内在的觉醒,在文章末尾,李雪莲追寻一生的真相也没有得到说法,她想证明结婚是假和我不是潘金莲以正名誉也没有得到一个官方的判决,各级官员把案件形式化永远也就无法解决,成了压积二十多年的信访老案件,苦了李雪莲一辈子也苦了各级官员。在最终,自我的救赎和放下还是来源于自我内心的释然,如果她不介意外界对自我的评价,也不必耗费二十年青春去寻求外界的证明,终还是比不上内心真正的意义的放下,被外界逼迫放下的是不甘,自身真正意义上的不计较才是开启新生活生命的真谛。
二、李雪莲人物形象的启示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其软弱性
东方的女性从来都是沉默的,没有权利进行自我言说,所以在中国千百年的历史中我们听不到女性发出的声音。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话语权被父权、夫权所剥夺,从而沦为男性的附属品。[4]受传统文化影响,在这个社会上,女性发声的机会很少,发声的渠道更少,很多女性也不愿发声哪怕受尽屈辱和委屈和婚姻暴力。他们认为为自己权益的权益辩护是害羞的是难堪的是微不足道的,就像我们的主人公李雪莲,她认为事关她一生的名誉权、话语权、真相权是大事,在男权社会里全都是小事,李雪莲在反抗中觉醒,在觉醒中自我救赎,从而发展为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受社会根深蒂观念的影响,女性仍然以男性对社会女性的标准来定义自己,例如传宗接代、三从四德、保持身体贞洁等社会观念。在作者笔下,女性为名誉反抗、为真相反抗,但是社会的无形道德的枷锁仍然只锁在女人的脖子上。女主人公李雪莲在道德她是正确的,她站在道德的至高点,她确实很冤枉,但在法律上形式她确实是输理的,相反以道德来指责占尽了好处的秦玉河,就是一个出尔反尔,品德卑劣的小人。女性意识觉醒了,仍然不可避免以男性的眼光约束自我。
(二)对官场生态的讽刺
“权力”是刘震云小说的中心词语。“刘震云的写作愈到后来,愈走向了政治讽喻,而且愈来愈表现出对政治的憎恶”[2](144)。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刘震云用真实又荒诞的笔触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官场生态图,他用反讽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人情世故的洞察、 对基层权力体系的敏锐审视与深刻思考。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权力就像无形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渗透到各级官员的日常生活中,使他们在权力编织的网络里登台出演。从法院法官、法院专员、法院院长到县长、市长、省长乃至国家层面都有涉及,各级官员虽位高权重,但一些官员为了自身利益明哲保身,不从实质上解决李雪莲的问题。王公道按法律程序简单地审了案件,董宪法、荀正义称呼李雪莲为刁民,史为民不承认自己的县长身份,贾聪明为了升迁联合赵大头阻止李雪莲上访, 储清廉为保前程罢了一大批官员……这些官员的姓名也别具匠心:王公道处理案件却并不公道,董宪法对法院工作并不能胜任,荀正义不能替百姓伸张正义,史为民不能为民做主,蔡富邦并不能富国安邦,贾聪明事实上是假聪明, 储清廉并不清正廉洁……这正是刘震云对一些官员的有力讽刺。
由于权力的左右, 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构成了一种相当荒谬却又挣脱不开的关系: 一位农村妇女的离婚案可以导致大批官员落马,芝麻变成西瓜,蚂蚁变成大象。 然而这一切最终都因为秦玉河的死失去了意义。秦玉河之死标志着告状缘由的消失,使得李雪莲过去一切围绕假离婚与“我不是潘金莲”的告状行动都变成闹剧, 也使官员们的落马显得荒诞不经。
更为荒诞的是, 当过县长的史为民为了陪重病的牌友打麻将,买不着车票,假装成上访人员被遣送回家, 上访对史为民而言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他用消遣的方式模仿了李雪莲的上访,称呼自己的这一举动为“玩呢”。 史为民戏谑与荒诞的上访达到了目的, 李雪莲正式、 严肃的上访却成为一场闹剧,史为民的上访无论从真假、动机还是结果,都是对李雪莲上访的一种讽刺, 使故事具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和寓言化特征, 也从整体上也消解了文本故事的严肃性。
刘震云小说文本的特殊切入点在于他对官场现状的描绘,他“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他的彻底的反思意识和怀疑精神,他的绝望的反抗,他的过于通透的对人生与历史文化的感悟, 都使他与鲁迅的传统有了某种延续性”[3](181)。《我不是潘金莲》以喜剧的外壳、 悲剧的内涵向人们展示了当代官场的某些制度与观念的病态,是一种真正的写实主义创作。
(三)对生存困境的思考
刘震云的小说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人在面临日常生活所构成的生存困境时的无奈与挣扎、猥琐与丑陋,人与不适合人生存的环境之间的荒谬关系,都成了刘震云批判的对象”[4](287)。
一个作家有什么样的成长经验, 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 中原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与精神文化对刘震云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小说创作多以乡土世界为背景,也倾向于对底层人命运的关注。李雪莲是《我不是潘金莲》中着墨最多的人物形象,她被无形的世俗力量任意摆弄,是底层小人物的代表。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假离婚和“潘金莲”的符号使本就是社会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的李雪莲的身份更加灰暗,这是封建思想与男权强加给她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她必须去说话、去“理论”,但无论是男性还是社会权力机制都没有给她言说的机会。 话语权是说话者获得社会地位、赢得自身权益的起码保证。话语权的缺失意味着社会地位得不到肯定, 自身权益
得不到维护, 这促使她选择上访去表达她内心的诉求。上访是她寻求话语权的方式。但上访前后的拜菩萨又体现出她对世俗社会的失望、 不信任以及主体精神的失落。 李雪莲忽视了自己相对于客观世界的主体地位与主观能动性, 对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缺乏信心。 小说借小人物之口展示了底层人身份的灰暗、 话语权的缺失以及极端的生存境遇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挤压和侵蚀。
阎连科曾说:“没有一个没有写过权力的作家,这就是当今中国文学的一个现状。”刘震云的权力书写展示了形形色色的官员形象, 他们由跻身官场的知识分子构成,知识分子与官场文化相互纠葛,形成了官场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 他们的精神状态与生存处境具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性。 市场经济的冲击使他们的思想也经历了复杂的动荡与选择; 权力的大小决定着社会地位的高低、物质财富的多少。由于知识分子主体意识软弱, 使他们在人格精神与权力欲望面前选择了后者,精神操守的松动、道德高地的失守是选择的必然结局。 由于欲望的沉溺而导致的人性的变异发人深省。 有人说,刘震云的“艺术世界是如此冷漠、冷酷,污秽可憎,荒寒彻骨,因为他写的不是现实的死亡, 而是死亡的现实, 不是人性的堕落,
三、结论
刘震云的创作具有双重品格,他既想写李雪莲不畏强暴的勇气,又要表现出她值得同情的一面,这种双重人格的叙事造成了文章叙事结构的荒诞性。刘震云笔下的女性角色形象是饱满生动的,有智慧的敢于反抗和斗争的,他们来源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在男权社会下,在现实生活中也积极发挥了作为女性的一面。,